京津冀協同發展，與長江經濟帶和“一帶一路”并列為新的三大戰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出發作出的重大部署，京津冀教育協同發展作為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基礎環節，正在步入新的階段，許多政策問題都需要深入思考，可從不同視角進行分析。
第一，京津冀教育協同發展，需要高度關注服務需求供給模式的分化。教育和人力資源開發，最大的外部因素是社會不同階層和各行各業的需求多樣化，必然要求服務供給模式進一步分化。遵循現代社會中的服務屬性分化規律，在我國的宏觀政策層面，已經明確切分為基本公共服務、非基本公共服務和非公共服務，政府、學校、社會諸方面在不同類型服務中呈現差異定位的特征。綜觀京津冀三地教育與人力資源開發的宏觀狀況，河北基礎條件顯得較弱，但也有長項；京津兩地基本上呈現各有所長、適度錯位競爭的態勢。在教育領域中，政府財力和居民支付能力關系遠比其他社會事業領域復雜，有時服務界限并不十分清晰。京津冀教育協同發展，應該充分考慮教育服務屬性分化后供需關系變化的態勢。
當前，在基本公共教育服務領域，主要是在義務教育高位均衡發展框架下，隨著師資、信息、管理等資源質量逐漸提升，三地應抓緊形成促進分享的長效機制，拓展三地平等交流與多方合作的空間；在非基本公共教育服務領域，關鍵是在非義務教育領域找準各方利益匯合點，通過政府創設有利政策環境、學校分類尋求協作伙伴、吸引行業企業各方參與等多種方式，凝聚共識增強合力；在非公共教育服務領域，主體應是部分非營利性機構（如民辦學校和教育機構）和多數營利性機構，要摸清三地教育培訓態勢底數，整治理順非學歷教育培訓市場，用好現代信息技術手段，整合學習者個性化碎片化的學習行為。
第二，京津冀教育協同發展，需要牢牢把握人口疏解和產業調整的關鍵。國家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其中一個重要目的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首先是人口疏解，其次是產業結構調整及企業搬遷，人口遷移政策導向與產業基地布局更新相結合，導致跨地區人口流動呈現新的變化，需要人口輸出輸入地的政府與學校共同努力，適應學齡人口剛性基礎教育需求，同時還須統籌與行業關系緊密的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繼續教育，科學謀劃資源布局。其中，基礎教育服務供給，要從保障基本公共服務公平出發，有效應對人口流動壓力；職業教育結構調整，要從改善民生促進就業環節入手，破解人力資源開發瓶頸；高等教育布局優化，要從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著眼，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其他教育資源配置，也要從各地實際出發，努力用多樣化服務滿足社會多樣化需求。
京津冀協同發展，重點是破解北京地區“大城市”病，縮小三地公共服務發展差距，實現優勢互補和合作共贏。為此，推進基礎教育幫扶發展、職業教育產教融合、高等教育產學研深度合作，有可能成為“十三五”時期及相當一段時間京津冀教育協同發展的三大關鍵環節。今后，要做實基礎教育的幫扶發展，在鞏固區域內基本公共教育服務均等化的基礎上，注重縮小區域間差距；要強化職業教育的產教融合，調動政府、學校、企業行業等各方積極性，完善與高等教育、繼續教育有機鏈接的體系；要促進高等教育的產學研深度合作，全方位發揮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科研開發、社會服務、文化傳承創新作用，融入三地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全過程。
第三，京津冀教育協同發展，需要著力增強政府及各方協調行動的合力。根據中央的總體部署，京津冀協同發展將在根治“大城市病”、優化生態環境、縮小公共服務差距、提高資源配置效益等方面邁開新的步伐，要在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社會建設和治理水平不斷提升的進程中，逐漸開辟三地教育協同發展新階段。因此，三地政府需要通力合作、統籌教育改革發展規劃，重點是更好發揮三地政府運用多種政策手段統籌協調的作用；相應地，三地教育系統不斷創新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重點是更好發揮三地學校和教育機構尋求雙邊多邊合作的作用，調動包括社會各界在內的一切積極性。
京津冀教育協同發展，是不同主體各自發揮獨特作用的過程，不同主體需要明確功能定位、權責清晰，又要相互協調、優勢互補。為此，應堅持政策制定的科學化和政策執行的因地制宜，貫徹“兩分”的推進原則，一是分階段推進，根據跨區域教育協同發展的總體要求，設置短期、中期、長期的目標任務；二是分類型推進，尋求并鎖定各方共同利益點，共同設計重點環節，先行推展容易實施部分，然后再逐步拓展。特別要善用政府和市場不同機制，用好用足宏觀調控政策工具，促使京津冀地區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形成新的格局，在全國范圍內發揮示范引領作用，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如期實現和鞏固成效打下更為堅實的基礎。
（作者：張力，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孔珍，首都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中國教育報》2017年02月28日第8版
